林淡秋，1906出生于三门县六敖小蒲村，原名林泽荣，笔名林彬、应吸群、应冰子、肖颂明等。

林淡秋的祖父是晚清秀才，父亲林培槚先考取秀才，后又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现杭州市高级中学）就读。毕业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林淡秋幼时就读于本村双桂书院，后转入海游小学。1922年，时任宁海县教育局长的父亲把他送入上海大同中学。

大同中学是大同大学的附属中学，林淡秋入学以后，早起晚睡，整天埋头书本，满脑子是父亲灌输给他的”学而优则仕”的做官梦.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五四”惨案，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浪潮惊醒了林淡秋读书做官的迷梦，那年冬天，经在上海大学读书的同乡好友、秘密中共党员蒋如琮介绍，参加了“宁海旅沪同学会”。这时林淡秋已经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英文系，但为了追求革命，他毅然放弃圣约翰大学学籍，进入上海大学，开始向往革命生涯。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同国民党合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校长是国民党人于右任，副校长是邵力子，教务长是共产党人邓中夏，社会系主任是瞿秋白，中文系主任是陈望道，英语系主任是何世桢，任职教课的有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杨贤江、沈雁冰、侯绍裘、任弼时等，都是很有名望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李大钊、郭沫若等都作过讲演。在此，林淡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 “四·一二”政变，何应钦派军队强占校舍，下令解散上海大学，强迫全体师生离开学校。林淡秋从上海回到宁海,进宁海中学教书。

宁海中学当时设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一百多人，章广田任校务主任，蒋如琮为教导主任。学校实行男女同校，学生放足剪发，这些革命措施使保守闭塞的小城社会为之侧目。官僚乡绅子女不来入学，学校以平民和农村来的学生居多，从而形成了勤奋学习、刻苦耐劳、生活俭朴的好校风。但官绅们看不顺眼，最初是诬蔑，接着是威胁，最后是搜捕。学校从城里搬到乡下，又从乡下搬到城里，终于撑持着没有倒掉。

在宁海中学，林淡秋结识了柔石。柔石比林淡秋长五年，他小学毕业后到杭州读师范，投身新文学活动。他到过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听过鲁迅讲课。回浙江后，听到宁海中学办得兴旺，才回家乡来任教。林淡秋对这位读书很多，见多识广，还能写小说的同事颇为敬仰。

1928年初，林淡秋完成了地下党组织交给他的一项任务：说服父亲从县教育局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推荐柔石接任。柔石接任教育局长后，宁海中学就成了宁海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点。5月，爆发了亭旁农民起义，宁海中学庶务主任包定担任暴动总指挥和革命委员会主席。暴动失败后，包定被捕，遭当局杀害。一些教师和学生同时牺牲。蒋如琮、许杰远去南洋，柔石、王育和逃往上海。不久，林淡秋就独自回到上海，进上海艺术大学继续学习英语。

1928年12月初，英商爱迪生灯泡厂工人举行罢工。消息传到“艺大”，林淡秋和同学们情绪高涨，组织起来上街声援，在校内出墙报，支持工人罢工。卢家湾巡捕房派来大批巡捕，将学生押上警车。林淡秋坐了两个星期的牢，受尽鞭打折磨，每天只有一团黄米饭，饿得发慌。林淡秋被铁条打了两次，打得一时难于举步。这是林淡秋一生中难忘的经历。

这时的林淡秋，看到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官僚资产阶级统治，进步学生被抓，被打死，学校被封闭，他受到现实教育太深了，决定结束学生生活，独自走向社会。正在这时，他接到南洋的蒋如琮来信邀约，林淡秋和章广田就决定结伴而去。

林淡秋到新加坡华侨中学教书。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品，精神上受到了鼓舞，思想上更向往革命。暑期快结束时，他想起了柔石当时与他说的一句话：“在国外单纯混日子，就没意思，不如回国参加政治斗争，到上海还可写小说，从事文艺活动”。林淡秋考虑再三，终于在1929年暑假之后回国。

林淡秋一到上海就找柔石，并住进了北四川路横滨路景云里23号。这里原来是鲁迅先生住的，他把这幢房子让给了柔石他们，自己搬到19号去住。

柔石告诉林淡秋，在他去南洋期间，上海文坛发生了变化，“左翼作家联盟”在1930年3月成立了，这是受上海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江苏省委领导的进步组织，并得到了鲁迅的支持。

1931年1月17日那天，本来约好下午2点钟，柔石与林淡秋面见。林淡秋按原约定时间等柔石到来，过了好久，北新书店的一个学徒突然而至，交给林淡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赵患急病，进了医院。”林淡秋看了一怔，这是他俩约好的暗号，知道事情不好了。学徒告知，柔石被法国巡捕押到书店，要老板证明他是书店编辑。老板为之证明却未被采信，柔石双手上了手铐，还是被押走了。

王育和托律师打听到柔石等人被关在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听说要送地方法院审讯，理由是有“共产党嫌疑”。原来17日柔石等人在东方饭店参加一个会议，由于叛徒出卖，全体与会人员被捕。柔石在牢中受尽折磨，坚贞不屈。2月7日晚上，柔石和其他四位战友倒在龙华的荒野上，他身上中了七八颗子弹。这五位烈士是李求实、胡也频、冯铿、殷夫、柔石。冯铿是柔石的爱人。

在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遇害之后，鲁迅先生写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林淡秋读了好几遍，每一遍都禁不住泪流满面。他以后在《忆柔石》一文的开头写道：“柔石遇难16年了，我一直没有说过话、抗议或者哀悼，然而也未忘却。忘却是不容易的，他到底是我的战友、导师，中国大有希望的优秀作家。”“他的生和死，我一直默默地咀嚼着，嚼出火，嚼出光，有时也嚼出一点悲凉。”

1933年林淡秋翻译出版了挪威作家包以尔的《大饥饿》，接着又翻译潘菲洛夫的《布罗斯基》。这是一部反映苏联三十代农庄生活的作品。林淡秋深知浙东农民的苦难，他从这部作品中看到苏联的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过着崭新的生活，意在让中国人从苏联的发展中看到希望。

1932年至1933年，林淡秋加入了 “左翼文化总同盟”， 担任沪东区负责人并积极投入工作，他的上级是胡乔木。

这段时间，林淡秋着手创作短篇小说《货色》、《浪沫》、《她就是我的姑母》。林淡秋后来说：“我那时写作不光为了钱，同时也想对社会做点贡献。我出生在农村，知道农民很苦，社会很黑暗，非革命不可。我决心从事文学事业，也是表达对农民的爱，将文学作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1935年下半年，林淡秋转到“左联”工作，参加常委会，徐懋庸是总负责，何永槐负责宣传，林淡秋负责组织。那年冬天，胡乔木代表上级党组织，为林淡秋正式履行入党仪式。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8月13日上海沦陷后，中共江苏省委委托宣传部长沙文汉组织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上海文化工作，书记是孙冶方，林淡秋是委员之一。

上海是“孤岛”，开展宣传很困难。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办了一个内容全是翻译来的报纸，叫《译报》。林淡秋负责英文翻译。1937年12月12日，日军在南京进行大屠杀，《译报》以外国记者见闻刊登了消息，由此，报社被迫封闭。1938年1月，《译报》又挂英商招牌，以《每日译报》为名重新出版，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和中国军队在多个战场反击侵略者的胜利消息，大大鼓舞了“孤岛”读者抗战的信心。

1937年年底，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出版了介绍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们活动的《红星照耀中国》，梅益、林淡秋等人立即翻译出版，书名改为《西行漫记》。1938年四月，《续西行漫记》翻译出版。

同年夏天，为了纪念抗战一周年，林淡秋等人发起征文活动，并出版了《上海一日》。全书共四个部分，其中第三部分《在火山上》由林淡秋主编，共35万字。

1939年夏天，林淡秋征得组织同意，到皖南抗日第一线体验生活。回来后写了许多反映新四军生活和途中见闻的散文：《溪边》、《磁力》、《值夜》、《参加晚会的人》、《某夜》、《天渐渐暗下来》、《冲过第一关》、《检查》等。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新四军军部重组，陈毅代军长，刘少奇任政委，粟裕任第一师师长兼政委。林淡秋重返前线，参加编辑《抗战报》，后又参加编辑《苏中报》，粟裕任报社社长，他任总编辑。

抗战胜利后，组织上决定他回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只因政治形势不明朗，虽然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但蒋介石时刻准备挑起内战，报社只好挂“苏商”牌子，以《时代日报》为名出版，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尖锐的文字战斗，直至上海解放。

林淡秋是一个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革命者，他从事的是大量的实际工作，不允许他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文学创作和翻译，他那上百篇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和三百多万字的翻译作品，基本上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见缝插针完成的，并且集中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十年的时间里。

林淡秋的第一部译作是挪威作家包以尔的《大饥饿》，有五十万字，接下去他一发不可收，先后翻译了哈姆生的《生命的呼声》、苏联潘菲洛夫的《布罗斯基》、罗曼诺夫的《一个妇人的信》、罗帝洛夫的《巧克力》、还有《盲中尉》、《奇尔斯自传》、《丹麦短篇小说集》（与柔石合译）、《在西班牙前线》、《未来的欧洲大战》、《他们怎样捉住塞马伽的》、《日射病》、《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与梅益等合译）、《华北前线》（与蔡天佐合译）、《中国的新生》、《在晋北前线》、《时间呀，前进！》等。

林淡秋在十年时间里共发表了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前期的作品大多取材于他的家乡浙东的农村生活，明显地烙着家乡三门一带的印痕。在作者的现实主义描写中，突出地反映了农民对黑暗统治的愤怒、挣扎和反抗，因此当他把这一历史时期的小说结成《黑暗与光明》出版后，被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列为取缔书目。后期林淡秋所发表的小说革命现实主义精神比前期更鲜明，更强烈，艺术上也愈加成熟，反映了“时代脉搏”。这些作品被作者以《雪》为名结集出版。

林淡秋在创作小说的同时，还写了数目众多的散文、随笔以及文学理论。散文集有《交响》，随笔集有《业余漫笔》。《交响》又分为三辑《雾》、《光》、《影》。

在文化界，林淡秋有“老报人”之称，在他的一生中，有大量时间从事报刊的编辑工作，尤其是《译报》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

抗战前，他参加编辑革命文艺刊物《改造》、《新东方》。

抗战期间，他还与梅益、钟望阳、王元化、蒋天佐一起创办《新中国文艺丛刊》、《奔流文艺丛刊》，与于伶一起主编《文学与戏剧》。在苏中根据地，他主编《苏中报》。

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主编《时代日报》、《时代》杂志。上海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任《解放日报》编委，主管文艺。

全国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艺部主任。

1957年“反右”运动中，林淡秋受到了错误批判，原因之一是他主持的《人民日报》“副刊”刊登了徐懋庸的一些被视为“毒草”的杂文；之二是他认为知识分子固然有他们的弱点，有的计较名利，有的骄傲自大，个别也有不服从党的领导的，但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是愿意进步、立志报效祖国的。看到一些过去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们被划成“右派”，戴上帽子，他实在不相信这些同志会“反党”。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丁玲、冯雪峰、艾青受到了批判，林淡秋为之感到惋惜：这样的老党员、老文艺干部转眼就成了革命的对象，真令人不敢相信啊！为此，林淡秋最后被“下放”到家乡三门“劳动锻炼”。后来，浙江省委调他去杭州大学任副校长，后又转任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文艺，兼任省文联党组书记。

“文革”期间，林淡秋又因所谓“三十年代”贯彻执行周扬等人推行的“国防文学”，参与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以及五十年代为“右派”鸣不平等历史旧账受批挨斗，反复审查达十余年。而林淡秋本人对这些所谓“错误”不予认同。他身体本来就瘦弱，长时间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已是七十高龄的他早已沉疴缠身了。

1979年1月，林淡秋恢复“文革”前一切职务。

1981年12月14日，林淡秋突患心力衰竭与世长辞，终年7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