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迪生（1903——1997），原名林攸绵，三门县泗淋乡泗淋村人。6岁进私塾，12岁就读于临海桃渚镇天妃宫书院、大汾乡小学，毕业后考上浙江台州第六中学。 “五四”运动中开始萌发爱国反帝思想，并参加了焚烧日货的行动。

1921年林迪生到上海，先后在大同大学和惠灵英文专科学校专修英文。1923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专攻教育学，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大夏大学遭到当局查封关闭，林迪生离校回家，在临海与进步青年陈韶奏、李敬永、蒋益谦以补习功课为名，组织了“消夏社”，利用暑假相叙机会，交流思想，联络感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当年9月改名为“乙丑读书社”。

1925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临海县第一个支部成立，林迪生在“乙丑读书社”中建立了团组织，从上海购买了《中国青年》、《向导周报》、《中国妇女》、《新青年》杂志和《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左派幼稚病》等图书，运到临海销售，并规定《向导周报》、《中国青年》为社员必读刊物。在“乙丑读书社”领导下的“台州旅沪学生会”和“临海旅沪学生会”在上海分别出版了《新台州》、《临海青年》两个刊物，宣传革命思想以唤起大众的觉醒。

1927年4月19日，宁海中学党支部书记蒋益谦、组织委员李平被捕。5月，中共临海县委派林迪生到宁海中学接替蒋、李在校的工作，同去的还有邬逸民、许杰、陈赓平，包定、叶信庄等。接着，上级党又派杨毅卿为特派员来宁海中学，同时还邀来赵平复（柔石）、林泽荣（林淡秋）到校任教。

1928年春，上级任命林迪生为农运特派员，到仙居县开展建党工作和农民运动。1929年他被调到上海，在闸北区委的领导下，参与工人识字运动，并于当年秋去日本留学。1930年秋，东京党支部遭到破坏，他被日本当局拘留三个多月，于1931年1月被驱逐回国，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回到大夏大学继续完成他的学业。同年秋，林迪生结束学习，回到家乡创办泗淋小学。

1932年秋，经徐明清介绍加入教联，后又参加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山海工学团”的活动。次年受教联指派，他到湖北宜昌的四川中学教书并开展革命活动。1934年秋，他到浙江新登县安东小学教书，并应县长张任天之邀，到教育局担任过一段时期的督学，发表了《浙江之新城》等文章。

1936年9月，林迪生经老同学蒋瑞青（蒋如琮）介绍到了西安，被分配在延安师范任教。他在党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之际，遇到时任中央工作团主任的老战友、临海人王观澜。由王观澜介绍到中央苏维埃西北办事处教育部徐特立身边工作，并解决了党组织关系问题。1937年6月，林迪生任中央苏维埃办事处教育部社会教育科科长。

1938年3月，林迪生被任命为鲁迅师范学校第二任校长。他带领学校师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解决了因物质匮乏而造成的困难。教学上把学习革命理论放在重要地位，强调提高革命觉悟，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这对培养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起了很大作用。鲁迅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近400人，对陕甘宁边区以关中、陇东、三边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为区乡政府输送了一批干部。

1939年8月，鲁迅师范与陕甘宁边区中学合并，改名边区师范。林迪生离开学校调回边区教育厅工作。10月，他被指定为边区教师训练班的负责人。1941年9月将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大学，林迪生任中学部主任、教育科长兼高中部主任。

1949年8月，延安大学从延安迁到西安，并改名为西北人民大学，林迪生任第二部主任。1950年3月他调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副部长。1953年3月调任兰州大学校长。此后，他在兰州大学一直待到1979年，共度过了26个春秋。

在担任兰州大学校长期间，林迪生紧紧抓住“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培养具有马列主义世界观，全心全意忠于祖国和人民事业，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各种专门人才”这个方针，因材施教，红专并举，教学相长，从此兰州大学顿开新局面。

林迪生坚决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爱惜人才如瑰宝。对待青年与学生，始终如父母对待孩子那样，即使人感到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又决不放任，严格要求。他的诲人不倦、言教身传给学生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位延大的学生回忆说：“那时，每逢星期天，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就是他家的常客。他和我们一起做饭，一起吃饭。星期六晚上，他的窑洞前就是故事会的场地。林老总是有那么多的故事对我们讲，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受到了教育，得到了启迪，从而振奋精神。”他的学生，著名作家杜鹏程也曾在1957年1月这样生动地回忆当时的老校长：“校长衣袖和裤子都很破，穿双草鞋。校长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不由得使人想到母亲！有机会他总是苦口婆心地向我讲我们党艰苦奋斗的历程，多少革命战士在法庭上、在监狱、在战场上，各种岗位上鞠躬尽瘁和英勇牺牲的事例。”

为了使国家多出人才，林迪生曾多次慷慨解囊，资助一些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继续上学，帮助政治运动中挨整的战友渡过难关。中华书局负责人卢文迪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工资从200多元下降到80多元。林迪生得知这个早期一起参加“消夏社”、“乙丑读书社”的战友陷入困境，不避嫌疑主动伸出友谊之手，承担了他一个儿子的教育费用。

林迪生担任兰州大学校长期间，争取到1000余亩土地建设新校区，请来朱子清等一批专家组建兰大教授队伍。在他的领导下，将一个建国初期规模较小的学校发展成为有本科生6000余人，研究生2000余人，教职工2000余人的重点综合性大学府，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的艰苦朴素调查研究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传统，对于兰州大学培养优良的校风起了重大的作用。许多学生继承了林迪生校长的这种优良美德，并在实际工作中保持了下来。可谓桃李满天下。1979年林迪生离开兰州大学到中国教育学会工作。任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林迪生的夫人陈楚平曾是邓颖超的秘书，后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会委员、周恩来选集编辑研究组组长。1980年12月22日，陈楚平猝然病逝，林迪生极为痛苦。邓颖超闻讯后去函致言：“迪生同志：惊闻楚平同志突逝，至深悲痛，非言可喻！特献上鲜花一束，伴她遗体火化，聊表我们之间的深厚革命友情，寄我哀思和悼念！望你节哀保重。今后凡事都应实事求是，力避主观强求，这也是对楚平同志的最好的纪念。匆匆草此，临颖不尽。紧紧地握手！邓颖超。”

1981年，林迪生已届78岁高龄，又正逢晚年丧偶之痛。但这位革命老人足迹遍于祖国的西南、西北、华北、华中，仍忘我地工作着。

春天，他到贵州参加省教育学会成立大会。5月12日，他历时二月，撰写出《坚持又红又专，培养专门人才》一稿。5月20日他到河北保定去参加为时一周的教育部召开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6月18日，到山东济南去参加中国教育学会会议。7月18日，到甘肃兰州大学等地调查、访问。9月撰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甘肃日报上，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进行了鞭笞。10月到广西、广东等地参加会议，检查工作。从广东归来的第二天早晨，就不顾长途跋涉的劳顿，又到中国教育学会上班了。

这就是一个78岁老人在1981年的行踪，这就是老教育家林迪生辛勤工作的记录。

1988年5月26日，林迪生应邀回乡，出席了 “亭旁起义纪念碑”落成典礼与亭旁起义六十周年纪念大会。1990年4月21日，他再次来家乡三门，给机关干部作了题为“密切联系群众”的报告，到泗淋小学看望了学校的孩子们，并和村干部、群众亲切交谈，共叙友情。

林迪生1988年离休后，享受正部级待遇。他生活节俭，艰苦朴素，不吃请、不受礼、住的是国家教委宿舍一套普通的两居室，穿的是老粗布衣服，用的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可是对农民集资建校舍，他一次捐助了5000元，党费一次就交了一万元，乡亲们到京打工的、办事的，常在他家落脚，他管吃管住，还自己掏钱给他们买火车票。他自己出差从不住高级宾馆，在他1990年4月间那次回乡，他就住在台州党校职工宿舍。

林迪生一生忠心为党工作，兢兢业业献身于，是一位深受后人景仰的老教育家和革命老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