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盛，字昌图，东晋、南朝宋时人，原籍桐庐，后移居“于章安百里许曰宁和乡”，人称长者，为三门梅姓始祖。东晋宁康元年正月十六辰时，梅盛出生于富春江边古镇上一大户人家。

梅盛诞日，“红光绕室”，红梅绽放，异香沁人。亲朋咸谓其子“貌状非常”，“盖先世阴骘所钟”，梅盛之父梅琏，时任东晋儒林郎。晋室南迁已逾五十年，偏安江南的皇朝内忧外患，振兴无望。梅琏居散官之职，“好读书精文学尤工法律”，“抑强扶弱”，不畏权贵，颇受朝野好评。梅盛三岁时，其父因不愿贿赂宦官，仕途坎坷，欲辞官而上不准。济世已不能，梅琏一心课子，冀望其出人头地。梅盛天资聪颖，八岁时便见景生义出口成章。梅琏时携子出会亲朋同僚，促其经历世面，锻炼魄力，博个世事洞明。而梅盛也不负父望，面对客人的提问，应对如流，有客人刚拟就上联，即脱口而对下联，倚马而就，颇见才思。客甚惊讶，赞曰“氏之盛必此奇物”。梅琏因此吉言，正式为儿子取名梅盛，“即字昌图”。东晋一代，积贫积弱，其内，皇族与世家大族、北方士族与江南士族、世家大族之间均矛盾重重，斗争刻未停息；其外，前秦日益强大，南北对峙，攻伐频仍，无有宁日。梅琏深知，世局如此，苟活不易，况且，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梅家的地位不可能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仅在桐庐算个大户，略有名气罢了。儿子虽然“聪慧绝伦”，但想在政治上有大作为近乎登天。然学而优则仕，是每个人心中的梦想。身为儒林郎的梅琏自然更加注重对儿子的培养。未入官学的梅盛，主要在其父的教导下，课蒙识字，传习古典，涉及文学、法律，及修身养性的功夫。梅琏按标准士大夫的要求塑造着儿子。梅盛十五岁时，进了县里的官学，师从先生学习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左传》），开始了中规中矩的学子生涯。在官学里，梅盛以读书勤奋，修身刻苦而著名，品学兼优。在桐庐一邑，声名鹊起。梅盛在孜孜不倦地攻读儒家经典的同时，有意识地研习古代兵书《孙子兵法》、《尉缭子》、《太乙兵法》、《风后十三篇》、《伍子胥十篇》等篇章，以期在国家危难之时搏击疆场，建功立业。到二十八岁，梅盛完成了他人生从家庭到社会的准备：求学，完婚，生子。此时的梅盛，风流倜傥，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但又不恃才傲物，俾睨一切。他交游八方，见多识广。这时，一个关键人物的目光注视到了梅盛，从学识人品，道德文章到胆魄能力，忠义礼智信，他暗暗地关注、审视、考核着这位享誉乡里的年轻人。此人就是桐庐邑令张式。对梅盛的考察，他是满意的。不仅是满意，还有着极大的欣喜。这从他向朝廷举荐梅盛的奏疏上可以看出：“考得梅盛，学问天成，孝友纯笃，江左人才，终无与敌，缙绅钦仰，遐迩蜚声。且状貌魁梧，春秋壮盛。据其所蕴，大用有余。诚沧海遗珠，一世之高士也！舆论攸归，悉心推选。”张式的推选无疑是有力量的，东晋朝廷采信了他的推选，录用了梅盛。次年，也即东晋隆安五年，当梅盛第二个儿子出生后的夏四月，下旨擢用梅盛为南昌邑令。新官上任，初生牛犊，难免年少气盛，梅盛又秉性质直，敢发高论。因此，虽然他为官勤勉，把南昌治理得井井有条，为民生建树多多，期间因疏于逢迎，得罪了朝中权贵，仅两年，便被谪贬到偏僻荒凉的章安任邑令。任职章安后，梅盛更加勤勉，他兴官学，开教化，公正断案，劝谕农桑，推广由北方传入的先进农耕技术。是时，处于江南的章安，地势卑湿，人口稀少，农民都用火耕水耨法从事农业生产，烧去田里杂草，灌水种稻，草和稻并生，高七八寸，一并割去，再放水灌田，草死稻长。这样简单粗陋的耕作法，产量很低，住民温饱堪忧。风调雨顺时，尚可度日，遭遇灾年，田粮歉收，民不聊生。鉴于此，梅盛以县令之尊，经常深入民间，察看农情，掌握实况，然后兴修水利，教百姓改进落后的农耕技术。历五年，章安景况大变，百姓仓廪充实，日子丰足。

梅盛在章安的卓著政绩闻之于朝，朝廷予以褒奖，遂于义熙冬十月下旨擢升南昌别驾。此时的梅盛官场历练日久，世事洞明，识见超凡，知晋室不再，“国祚不延”。秉承“忠臣耻事二君”的儒训，梅盛具表辞谢不去南昌赴任。竟连章安邑令一并辞去，将官印交给县尉程伦，解甲归田。对于归宿之地，梅盛颇费思量：桐庐是他的生养之地，出仕多年，已无意归去；在章安五年，深得百姓爱戴，官民相依，离去实在难舍，遂决定在章安境内寻找归隐的处所。梅盛携家眷望北而行，先至海游，嫌其地势低洼易涝，不是理想的隐居地方；又南行，到了宁和乡。此地青山秀水，偏僻宁静，民风纯朴，实乃宜居之所。梅盛和家人一起斫树打草结庐，开荒垦地。令大儿子梅樗“业事诗书”，二儿子“躬耕田亩”，取耕读传家的意思。梅盛辞官隐居后又十五年，东晋果亡，被刘裕建立的南朝宋所取代。得到消息的梅盛黯然无语，深为东晋的灭亡而扼腕叹息。诚然，梅盛已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相违背，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辞官隐居。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南朝宋，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辞章安邑令南昌别驾，是梅盛人生的分水岭。此前，他总是在出仕与隐士这两种角色中做选择，心情甚为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躬耕山野的清修生活。安置好家人后，梅盛寻找到了更为理想的休养之地——距家人居住地二三里之遥的丹丘山，他在那里结庐开始静修，种竹植梅，从事耕锄。丹丘山因三国时吴道士葛玄在此练丹而得名，既沾染了传奇色彩，又弥漫着仙风道气，这正合了梅盛的心意。魏晋时佛教始行，与本土儒道两派既相融合，又相矛盾。当时的一般人希望从所有天神那儿求得庇佑，因此，无专奉一教专求一神的诚心。在梅盛，则是兼收并蓄的，儒家的伦常、礼法，佛教的因果报应，道教的长生成仙，都共居于心海，相融相生。于是，梅盛在宋文宗元嘉二年，在丹丘山“作梵刹成，丹房成，学修练安炉立鼎”。从此，梅盛在丹丘山儒释道三修，终得正果，鹤发童颜，仙风道骨。

元嘉三年冬十月，梅盛日夕诵读《莲华经》，恰好“有灵鸟（丹凤——笔者注）降于座隅经年不去若谛听者”。诵读日久，心如止水，遂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要有一丝一毫的恶念头，这样就做到了心地纯正，宅心仁厚，成就了一个大觉悟者，就成了佛。有司以凤栖丹丘山听经事奏闻文帝，文帝下诏褒之。梅盛上表称谢曰：“此陛下之德辉耳，与微臣何舆哉！”文帝咨嗟：称为长者。从此之后，梅盛声名远播，前来交游的人络绎不绝，有朝中权贵，有名门望族，也有山野村夫，有的想一睹风姿，有的想引他为知己，有的则借此攀附以沽名钓誉。梅盛总是淡然对之，修身养性直至终老。晚年的梅盛寄情山水，旷达，真率，大彻大悟。大明八年九月十六寅时，梅盛寿终正寝，享年九十有三。现存其墓，其右联：鲸水朝宗；左联：丹山卧祖。

梅氏后人在亭旁板沸村建有梅长者祠，宗祠内留有宋代李清照外祖父王拱辰撰写的《思凤楼记》及明代方孝孺的《祠堂碑》。